【编者按】海外汇款，一直是菲律宾经济的“生命线”，无数海外劳工被尊为“现代英雄”。然而，这条看似稳固的支柱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——从特朗普拟征收的1%汇款税，到全球地缘政治波动，再到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的迫切需求，菲律宾的“汇款依赖症”已到了必须深刻反思的十字路口。本文深入剖析了汇款经济的光环与阴影，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成本与系统性风险，并呼吁菲律宾亟需摆脱单一增长模式，挖掘本土新动能。这不仅是一篇经济评论，更是一面镜子，映照出许多依赖劳务输出国家共同的发展困境与突围方向。以下为全文编译，保留原意，略作语境优化。
奎松城讯：菲律宾经济的韧性，长久以来都与海外菲劳汇回的巨额资金紧密相连。但如今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汇款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角色，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对来自美国的汇款征收1%税费的背景下。菲律宾亟需推动增长动力多元化，并最大化汇款对经济的实际影响。
2024年，海外菲律宾人的汇款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83.4亿美元。这些主要通过银行直接转账的汇款，占2024年菲律宾GDP的8.7%，在东盟主要经济体中占比最高（其次是柬埔寨的6.1%和越南的3.4%）。约40%的现金汇款来自美国，其他主要来源地包括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。
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汇款对菲律宾经济的贡献度已逐渐减弱。其占GDP的份额在2005年达到12.8%的峰值，此后便逐步下降。过去二十年，汇款的增长率也下降了一半以上：从2006年至2010年的平均6.8%，降至2022年至2025年的仅3.3%。
汇款带来了诸多好处，海外菲劳也因此被誉为国家的“现代英雄”。它们促使国际储备大幅增加，并带来了多年的国际收支顺差。来自汇款的美元盈余，加上后来业务流程外包行业收入的激增，使菲律宾成为了世界其他地区的“净贷款国”。
这一点意义重大，因为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，菲律宾长期面临美元短缺和慢性国际收支赤字。海外菲劳汇款实际上帮助避免了国际收支危机。
其次，汇款支撑了国内消费支出，使得菲律宾能够依靠消费作为GDP增长的稳定来源。
与此相关的是，汇款在重塑国家社会经济结构方面发挥了作用。先前的一项研究发现，汇款与国内减贫存在关联。高达八分之一的中产阶级家庭依赖汇款。
但这些益处并非没有社会代价——包括家庭分离、留守子女的情感压力，以及回国菲劳面临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挑战。这些并未体现在汇款统计数据中，但对人力资本形成和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影响。
对汇款的依赖也使菲律宾暴露于全球风险之下，特别是在劳工和汇款政策方面。
最新的风险是，根据特朗普的“大美丽法案”，将实施1%的汇款税。这涉及通过“汇款服务提供商和移动应用程序”进行的汇款。尽管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相对较小，但菲律宾可能损失其GDP的0.05%。
影响或许轻微，但美国可能出现更多反汇款政策，而且对非法移民的打击、甚至取消归化移民公民身份的努力，都对菲律宾最大的汇款来源构成了额外威胁。
在其他地区，特别是在中东，冲突屡次对汇款乃至海外菲劳的生命构成风险。在欧洲，反移民右翼政党的稳步崛起导致了更严格的签证政策，代价却由菲律宾人承担。
这些风险凸显出，依赖劳务输出不仅使菲律宾家庭面临收入波动，还使其家庭生活、职业轨迹和长期福利遭受突然中断——尤其是当移民计划突然被切断或被迫终止时。
也有人认为，持续的汇款流入，似乎让劳务输出作为一项长期政府政策显得合理。这可能导致经济陷入低生产率的均衡状态，即劳动力移民成为国内就业创造疲软的压力释放阀。
汇款可能推高保留工资，抑制某些部门的本地劳动力供应，从而加剧结构性弱点——特别是在农业和其他劳动密集型行业——除非同时伴有强劲的国内投资以及工业或服务业的扩张。此外，2024年，近半数海外菲劳从事的是家政服务等“基础职业”。
要摆脱这种体系，必须加强国内经济和劳动力市场，让工人们首先觉得没有必要出国。已有实证证据表明，在菲律宾工资水平高于其他地区的省份，汇款额较低。
然而，面对大量低薪、低生产率的服务业岗位，以及制造业和工业活动的匮乏，现任政府仍未对菲律宾经济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和重组。
最后，可以通过引导家庭将更多汇款用于投资（例如教育、医疗、住房），而不仅仅是即时消费，来提高汇款流入的生产性。更大的金融包容性和金融素养，可以帮助海外菲劳的家庭最大化利用他们所收到的汇款。
汇款对菲律宾经济仍然至关重要。但现在正是经济多元化、依赖新增长动力的时候——不仅因为汇款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已经不足，还因为长期依赖劳动力移民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。
全球经济的快速变化加剧了这种紧迫性。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正在重塑生产、就业和财富来源，这为菲律宾提供了在国内抓住机遇的机会，而不是继续输出其劳动力。
JC Punongbayan 是 ISEAS – Yusof Ishak 研究所菲律宾研究项目的访问研究员。本评论首见于 ISEAS – Yusof Ishak 研究所的 Fulcrum 网站。
